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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好故事,一定能够概括时代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 时间:2022年07月26日

文/张鹏禹

《恋恋北京》《借命而生》《心灵外史》《特别能战斗》《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小说的名字,多用四个字、五个字或七个字,读起来铿锵有力。他自己说:“这种题目,说得特别顺口,跟撒豆子似的,语感上有一种趣味,又跟汉语的语音、音节习惯一致。”他还看重一点——小说的名字要跟内容高度契合。所以,拿到石一枫的新书《漂洋过海来送你》,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响起了《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旋律。那首李宗盛的经典老歌,唱的是跨越大洋的爱情故事,而在小说中,石一枫则讲了一个有关亲情的故事——主人公那豆漂洋过海,为的是换回爷爷的骨灰。

这么一说,估计会让人吓一跳。难不成讲的是一个“阴间”的故事?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一部地道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中充斥的是爷孙俩的亲情和兄弟间的仗义,而拿错了的骨灰盒,只是一种叙事装置。通过它,胡同街坊、大富之家和农民工兄弟们连在了一起。故事的主人公跨越大洋,北京的胡同、阿尔巴尼亚的工地、美国芝加哥的大学齐上阵,来了一场“世界大团结”。

能写什么,取决于对一个地方特别实在的感性认识

石一枫对自己有个要求,不熟悉的地方不写。“作家能写什么,取决于对一个地方特别实在的感性认识,信手拈来的东西才能特别有质感。”他说,“刘庆邦写煤矿、邱华栋写新疆和很多大城市,都是信手拈来。我与这些前辈作家比,实际上能写的东西较少。事情不发生在北京,我驾驭不了。”在他眼中,生活给予作家的写作资源,靠查资料、做调查是替代不了的。

作为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北京一直是石一枫描写的重心。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讲述了主人公、北漂青年王亚丽在面临欺骗、背叛、勒索之后,如何重建内心坍塌的信仰。在创作谈中,作者自述:“我们写小说的人,能否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外,抓住城市生活中更日常、或许也更本质的特点,也即‘生活地理’?具体地说,当故事里的普通人只用他的言行就能让读者感到自己正在看的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个故事才算完整。”

生活地理,也就是人与城的有机联系,也就是人物的生活世界。面对北京这个超级大都市,这个有着3000年建城史、容纳了2000多万人口的庞然大物,我们只能用盲人摸象的办法去一点点触碰和体认它的局部,去拼凑出他的精神与气质,写出它的“生活地理”。

这些年来,石一枫写过富丽堂皇的北京“上流社会”,写过大院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小区,但将笔触伸向老北京的小胡同,还是第一次。

《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爷爷那年枝和孙子那豆,用老话讲是“隔辈亲”,那豆经常陪爷爷遛鸟。“冬天的清晨,太阳还是红的,胡同里尚凝着一团薄雾,俩人就出门了……爷爷走前面,左手一笼黄雀儿,右手一笼八哥,那豆跟在后面,穿着酒店发的门童制服,看起来像个小跟班儿。爷爷也的确有范儿,梳个半灰半白的大背头,胳膊朝两边支叉着,一副瘦而高的身架恨不得占了半个胡同,不时还会放个响屁,如同给雾里的孙子指引方向。”那豆虽然跟爷爷关系好,但跟父母的关系却一般。他爸那三刀开出租,妈妈马丽莲卖牛羊肉。爷爷和一家三口住,过去是北新桥酱油厂的工人。这个寻常的平民之家,还有那么点北京人特有的小虚荣,自称祖上也是“有身份”的“那个民族,那样的人家”,要不怎么能姓“那”呢。但一切都因爷爷的去世,打破了宁静。

在去陵园的路上,那豆和爸爸发现,殡仪馆给的骨灰好像错了。这场因司炉工李固元发病而引发的事故,串起了三个人物——胡同串子那豆、富二代黄耶鲁、建筑工人何大梁,三位逝者的骨灰各自被他们阴错阳差地带去了不同的大洲。围绕着这场“换盒风波”,包括司炉工李固元在内的人物轮番登场,穿插着人物的前史,小说由此进入更广大的历史时空。

站在胡同,看到了市井人家

写胡同,当然要写城市细部的人情世理、写人物的精气神,但石一枫笔下的胡同,不仅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更是世界版图中的毛细血管。也就是说,他是以一种全球化眼光打量“胡同”,又站在这里,看到了更广阔的大千世界里,人们的精神境遇。

站在胡同,听见的首先是胡同的声音。书里写:“北京人尤其是胡同里的北京人,先天都有着‘玩儿’的基因,甚而伴随着他们逮着什么‘玩儿’什么的努力,‘玩儿’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一种态度。而在诸多可‘玩儿’的物件里,唯有这嘴百玩儿不厌、随玩儿随有。”

作家善于拿笔下的人物打镲,或者让人物之间互相开涮、自嘲。说白了,就是玩儿嘴。用评论家徐刚的话说,叫类似相声贯口的“一枫式幽默”。嘴玩多了,小说的腔调也就随之带出来了,人物的精神气质也就与地域文化的特点融在了一起。拿那豆举例,他散漫、轴,又在该起范儿的时候不当杵窝子;真遇到事儿了,重个理儿。在其他两位逝者都不愿或不能去换骨灰的时候,那豆挺身而出远走美国,拿回了田哥的骨灰,用它跟何大梁换回了爷爷的骨灰。

“那豆很多其实是和爷爷学的。这部小说我想写一个几代人之间的辩证法,我发现,儿子总是反对父亲,但是却和爷爷亲。这种生活伦理,或者价值观念上的‘隔辈亲’很有意思。”石一枫说。他站在胡同,看到了市井人家,祖孙两代之间流淌的精神延传。

爷爷不到十五岁时,在鼓楼给即将上战场的战士们看守纱布,蹲了一宿;等酱油厂改制的时候,爷爷死活不签字,因为他考虑的是带头交出了自己的股份,大家怎么办。爷爷说过:“人呐,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尽管普普通通,但那豆想活成爷爷的样子,所以他看到不平之事会“起范儿”,认准了一个“理儿”,就得讲这个“理儿”。

“仁义理智信体现在传统的北京人那里,是一种朴素和朦胧的状态。比如爷爷那年枝心中,其实就俩词:讲理、要脸,这辈子就为这两条活着。爷爷经历的年代,赋予他这种观念,而这些观念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石一枫说。

这两条讲究没变,但世界变了,北京早就不是爷爷那个年代的北京了,它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北京。

《世间已无陈金芳》《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等作品中,石一枫写的是新北京的一个切面,到了《漂洋过海来送你》,小说表现的“生活地理”变大了。打工人何大梁和他的田哥在阿尔巴尼亚的建筑工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田哥仗义出手帮兄弟在大桥上拧螺丝,却不幸罹难;纨绔子弟黄耶鲁到美国,渐渐知道自家的生意有见不得光的一面;胡同里的青梅竹马阴晴背负着父母分道扬镳的伤痛,远赴美国求学做研究;司炉工李固元本来是劳模,为了孙女上学,陪孩子来到北京燕郊,被返聘在殡仪馆……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因为一场“事故”而有了共同的“故事”。青年批评家李壮用“拴在一块”来概括小说的特色,可谓精当。

为了换回被弄错的骨灰盒,我们的主人公那豆从一个“胡同串子”“鼓楼花臂”化身为侦探,抽丝剥茧,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又费劲巴拉地找到了几位逝者的家属,远渡重洋,把拧巴的现实一点点修补起来。小说寄寓了石一枫对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弥合人与人之间嫌隙的美好祈愿,也通过这场事故,探讨了在高速分化的现代社会,困扰我们的新难题。

这个难题,在李壮看来是一种孤独感和不确定性。“这个世界无比繁荣、无比便利,却也愈发变得令人想不透、摸不清、走不进。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必是不安和孤独的。阶层差别体验、价值伦理困惑、人生规划的不确定、内心世界的动荡感……我想,这是新一代人的困惑。”

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写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

石一枫被视为“新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看来,“京味”就是北京人用北京话写北京事。“新京味”新在哪儿?一句话,“新京味”来源于“新北京”。

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石一枫笔下较少那些以老人、旧人、旗人为核心的“老北京标配”,也没有太多惋惜、怀旧、回望的笔触,他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写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

“大家都在书写各自所处的时代,都通过北京,去感受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变化着的世道人心。后来人绕不过老舍与王朔,那是因为人家确实写得好,确实捕捉到了时代的‘魂’。但是,王朔写不了老舍那个时代,老舍也不可能写王朔那个时代。”石一枫说。

同样,石一枫也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他写了美国、阿尔巴尼亚,还写了“庞氏骗局”金融诈骗、收养汶川地震孤儿、侵吞酱油厂股权等富于时代烙印的情节,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又回到了老舍。小说里,那豆继承了爷爷身上北京人的价值观和性格;小说外,作为作家的石一枫也从以老舍为代表的前辈京味作家身上承续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

“老舍的眼界比我们要宽得多,与康拉德、萧伯纳相比并不逊色。他有非常成熟和高效的一整套创作理念和技法:注重生活化的描写,写平民故事,即使是大人物,也写小的方面;重视人物形象刻画,捕捉人物的特质,放大人物的状态,不惜使用一点略带夸张的手法。这些我们现在还在用。”石一枫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的北京,当然是一个全球化的北京,这也刺激着作家“到世界去”的冲动,进而反思全球化时代的我们身心如何安放。而对于一位对生活地理有执念的作家,北京依然是观察世界的有效视角。不论是站在北京看世界,还是站在世界看北京(石一枫曾到芝加哥做过一段时间访问学者),好故事永远是小说不可或缺的。

“一个好的故事,一定能够概括时代。如果作家对故事本身产生怀疑,认为讲故事是浅薄的,那可能是故事还不够好。一个好故事,能容纳人的种种需求,能反思时代、人性,还得带劲、有意思。”石一枫说:“好故事好就好在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当演员也得对得起‘座儿’,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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