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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乡出发,抵达信仰的家园
——乡土小说视野下的《云中记》解读
来源:《小说评论》 | 时间:2022年08月03日

文/陈思广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毫无疑问是一部可以留得住的作品,是一部饱满地传递灾难中人性光辉的别致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凄美而又庄严的收获”[1]。这是小说刚出版时我做出的阅读判断,今天我仍坚持这一判断,而且我还认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是可与众多的专家学者相共鸣的阅读体验。我们知道,虽然阿来从事小说创作已三十余年,但他并不是那种以量充名的作者,而是以质取胜的作家。若仅以长篇小说为例,无论是展示封建土司制度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的《尘埃落定》,还是描写当代社会因时代的动荡导致的中国乡村人与自然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空山》,抑或是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问题的《瞻对》,阿来的每一部作品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感受与足够的惊喜。《云中记》也同样是如此。

01

嘉绒情怀与乡土韵味

从根本上来讲,出生于马尔康那个藏语叫卡尔谷、汉语叫马塘的阿来是一个典型的嘉绒人,虽然他自1996年开始在成都定居,但他的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更准确地说,他的取材依然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这片乡土,而不是成都这个大都市,这就使他的创作充满浓郁的嘉绒特色。长篇自不用说——无论土司家族的兴盛衰亡(《尘埃落定》),还是有关机村的五十年传说(《空山》),或者一个二百年的康巴传奇(《瞻对》),都与嘉绒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中篇也不例外——《永远的嘎洛》写的是一个因负伤失去记忆而流落到嘉绒色尔古的红军老战士的生活片断;《旧年的血迹》虽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也可看作是《永远的嘎洛》的姊妹篇;而“山珍三部曲”(《三根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所涉及的虫草、松茸、岷江柏,都是家乡所特有的珍稀物产;短篇小说同样如此——《月光下的银匠》《奔马似的白色群山》《阿古顿巴》《猎鹿人的故事》等,且不说内容,仅看篇名就知道写的是嘉绒这片饱含热情的土地。套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全力讲好嘉绒故事的人。当然,如果再加以细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阿来的小说素材都来自嘉绒乡村,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城市生活(如州府康定市与马尔康市等的生活),他并未涉及。阿来虽然经常穿行于这些大小不一的城市间,但这些地方对于他来说,只是行走的对象,他如同一个匆匆过客的旅人往返于其间,而非以一个主人的姿态对那里的生活与那里的人有切肤的体验。因此,每当他精心于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他熟悉的村庄。也由此,我更愿意说:阿来是一位以嘉绒乡村、乡镇故事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丝毫不缺乏乡土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2],特别是《云中记》,这方面的描写可谓俯拾即是。

例如,小说开篇不久阿巴回到云中村时,作家是这样描写的:

阿巴一动不动,眼睛终于离开了村子,跟随着阳光,往上,看到了森林,草地,更往上,看到了阿吾塔毗雪山。当阳光凝聚到雪山之巅,雪峰变成了红色,掺了金的红色。然后,光消失。暗影从峡谷里升上来。世界变成了灰色。以石碉为巢的红嘴鸦,它们进行每天例行的归巢仪式,绕着云中村,绕着石碉盘旋鸣叫。这群红嘴鸦还跟几年前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不只是几年前,而是几十年来,这群红嘴鸦就是这样,永远在石碉上栖息,永远不多也不少。阿巴想,生命以鸟的方式存在,真好。[3]

这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人与景的交融,人与世界的交流。它既有以作者的视角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云中村如金似火的美景的无限留恋与赞美,也有以阿巴的视角对云中村自然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感叹与梦想。而小说的结尾,作者又对消失了的云中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对岸的一切都已改变。闪着金属光泽的岩石泻满山坡,只有小小一部分伸入了江流。江水稍转了一个弯,淹没了江这边一片沙滩,把沿河护岸的柳树与杨树根部淹没了一点。除此之外,就像一切都没发生,就像一切都从来就是这样。风中还传来清丽的鸟鸣。风还摇晃着树梢。地里没有收割的庄稼在阳光下一片金黄。江水仍然浩浩荡荡。如果不是瓦约乡人,不是云中村人,不会有人知道世界上刚刚消失了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4]

这同样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它包含着作者的哲学思辨:自然万物自有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既然无法改变自然,顺应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世上万物就是这样运行着,行走着,或者换一种方式行走着,运行着。从来就是这样。

再听听阿巴在祭山时所唱的歌谣吧,多么感人,多么优美:

他领唱一首老歌:

“什么样的水珠带着草木的香?”

他听到身后的女人们曼声应答:

“露水带着草木的香!”

他再唱一句:

“什么样的水珠闪着彩虹的光?”

男人们齐声应答:

“大阳照着露水闪着彩虹的光!”

其实只有他阿巴一个人在唱。他模仿着妇人的嗓音,唱出回答。又用男人的粗嗓门唱出问句。跟在后面的云中村人,或者说云中村的鬼魂肯定听到了。[5]

这是一首诗,一首令人动情的抒情诗,也是一幅优美的以嘉绒藏族祭山为图景的风俗画。类似这样的风俗描写,作品中随处可见。

当然,整部小说就是一幅荡涤魂灵的人性史诗,一幅形象地展示生命的意义与信仰的力量的嘉绒风情画。

02

阿巴祭师与他的三个精神向度

既然阿来是一位乡土小说家,《云中记》又是一部乡土小说,那么,它是怎样的一部乡土小说呢?我觉得,将《云中记》视为一部精神乡土小说或许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阿巴祭师灾后毅然决然地回乡奉侍神灵、抚慰鬼魂,并最终与故乡云中村一起消亡的故事,表达了人是应该有信仰的,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并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拥有这一信仰,你将心安,也将无畏,亦将坦然地面对一切——包括死亡。为此,作家以阿巴祭师为中心,衍生出三个精神向度:

第一,以阿巴祭亡灵时的心灵对话传递出拥有信仰的价值与意义。阿巴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祭师,他只是在磨坊的夜晚见过两三次父亲偷偷地给鬼魂施食的场景,并没有受过真正的言传身教,因而对于世上究竟有无鬼魂之说也一直处于困惑纠结中。但是,当他穿戴起一个祭师全身的行头,开始进入角色呼喊亡灵回来时,情形就完全变了样。往日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死者,都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来到他的眼前。特别是当他走到妹妹罹难的那个岩石旁,面对着妹妹的照片说,我来告诉你仁钦的事情时,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这时,他听到了一点声音。像是蝴蝶起飞时扇了一下翅膀,像是一只小鸟从里向外,啄破了蛋壳。一朵鸢尾突然绽放。

阿巴的热泪一下盈满了眼眶:是不是你听见了?你真的听见了吗?

花瓣还在继续舒展,包裹花朵的苞片落在了地上。

阿巴说:仁钦出息了,是瓦约乡的乡长了。我碰到云丹了,江边村的云丹,他说咱们家的仁钦是个好乡长。

又一朵鸢尾倏忽有声,开了。[6]

看到这一幕,阿巴激动地哭了。作家接着写道:

我知道你听得见,我知道你听见了!妹妹你放心,我回来了,我回来陪你们了!我在这里陪着你们,你们这些先走的人。我把你的照片从仁钦那里带回来了。我让他忘记你。我不要让他天天看见你。你也让他忘记你吧。

阿巴高兴起来。他想那两朵花应声而开不是偶然的。世界上有哪个人在说话时见过一朵花应声而开?他相信谁都没有过。也许云中村以前的某一任祭师见过。但现在的人没有谁见过。他觉得这就是鬼魂存在的证明。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大概是有鬼魂的,他因此高兴起来。要真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半吊子的阿巴了。

阿巴相信这是妹妹的鬼魂通过花和他说话。告诉哥哥,他的话她都听见了。[7]

这是书中对阿巴“信”与“不信”鬼魂一事上至关重要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典型情节,在阿巴生命的最后一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一在读者看来是偶然但在阿巴看来却是必然的结果,使阿巴摇摆不一的观念变得异常坚定起来,也不再动摇。这可是阿巴祭奠他最亲爱的妹妹时的灵魂感应啊!这是无灵的辩驳,也是有灵的确证。而当他再次回到妹妹葬身其下的巨石前时,他欣喜地看到,所有的鸢尾都开了。这不正是寄魂于鸢尾花的妹妹与她的灵魂对他的呼应吗?想到这里,阿巴悲哀的心海泛起了欣喜的浪花。他将这告诉了外甥仁钦,仁钦也将这两朵鸢尾种子收入掌心,并打算播种它们,让它们年年开花。小说的末尾,作家以这样的句子作全书的结束:

回到家里,仁钦看到窗台上阳光下那盆鸢尾中唯一的花苞,已然开放。那么忧郁,那么鲜亮,像一只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8]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收尾。它不仅象征着阿巴与仁钦妈妈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在延续,也象征着新一代年轻人如仁钦等也在茁壮成长。作家以鸢尾花忧郁的色彩惋惜亲人们过早的离去;以鲜亮的颜色寓意活着的年轻人有着美好的前程,如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这不正是阿巴通过祭奠亡灵时的对话所欲传递的拥有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吗?

第二,以阿巴祭师祭山神、慰鬼魂的神性远游透出信仰本身的魔力。回到云中村的第六天,阿巴开始了祭山神的活动。他找到九棵小云杉树,把它们制成射向妖魔的利箭。在第七天的早晨,他开始了祭山的仪式。他一个人用不同的身份扮唱着古老的歌谣,他相信云中村的鬼魂肯定都听到了。他点燃了祭火堆,一边摇铃击鼓,一边围绕着火堆跳出祭师的舞步。他且舞且唱:

呜嗬嗬——

东行千里绵延百代的云中村在不在!

我们在!我们在!

呜嗬嗬——

马跨三界的阿吾塔毗的子孙在不在!

我们在!我们在!

呜嗬嗬——

弦如疾风的阿吾塔毗的子孙在不在!

我们在!我们在![9]

他一边舞蹈,一边往火堆投入更新鲜的柏枝,全身心地沉浸在祭山的活动中。祭烟升上天空,往西北方微微偏转向阿吾塔毗雪山,阿吾塔毗闻到了桑烟里柏树和杉树的香气。他再往火堆里投入糌粑、青稞,想像着云中村的成年男丁们与他一样往祭火里做着同样的动作,而女人们则在祭火的下方,曼声歌唱。阿吾塔毗同样闻到了桑烟里糌粑和麦子的香气。

烟柱扶摇直上,连接了天与地,连接了神与人,阿吾塔毗和他的子孙可以互相感知了。阿吾塔毗应该下界了,此刻应该在他后世的子孙中间了。[10]

天与地相通,神与人相通,尽管这完全来自阿巴个人的神性想像,但它仿佛接通了阿巴与天地鬼神的精神感知与神性远游的精神桥梁,使他的精神有了依托,人生有了意义,价值也得以体现,他也在献出一千匹风马后高声发出“胜利了”的欢呼。

阿巴不独祭山神,还慰鬼魂。这也是他执意回到云中村的重要原因。他多次对乡里的领导说,你们管活人,我管死人,他回到云中村就是来招魂的。他击鼓摇铃,挨家挨户、小心翼翼地走遍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把他从移民村带回来的表示念想的物件一样样放在这户人家的废墟上。他去幼儿园、去妹妹家、罗洪家、阿介家、阿麦家、呷格家、祥巴家,甚至偏远独居的谢巴家,一个不落地、超越恩怨地为他们祝祷,安魂,为的就是不让他们悲声再起。而云中村也确实没有悲声再起。其实,他下定决心成为祭师为人们安魂是地震刚过后不久的那段时间。面对地崩山裂、家破人亡、惊魂未定、神情恍惚、悲声一片的云中村民,他穿上祭师的法衣,在夜色中走向死寂黑暗的废墟深处,为他们化解怨怼与惊惶,安慰不幸罹难的亲朋。他高声祝祷,用力抛撒施食,每一声呼喊与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有力而到位。这不仅是在安抚魂灵,慰藉亲人,寄托哀思,也是在呼唤村民走出悲伤,重振生活。当阿巴转遍每一家的废墟后,小说这样写道:“那天晚上,天放晴了。等到月亮升起的时候,活动板房的乡亲们都静静地睡去了。这是一个多月来,云中村第一个没有悲伤哭泣的夜晚。”[11]这是真实的艺术再现,也是祭师神性远游所透出的信仰的魔力!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无论走到村里什么地方,遇见什么人,人们都会叫他:阿巴。阿巴。”[12]他完成了身份的真正转变与传承。从此,阿巴不再犹豫自己的祭师身份,也不再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作为云中村专管山神与鬼魂的祭师,他坚信自己必须与云中村及村里的亡灵在一起,即便是云中村消失了,云中村的鬼魂也不会消失,他们会重新找到新的寄魂村。他愿意与云中村一起消失,与那些亡灵永远在一起,大化在一个世界中。

第三,以阿巴与外甥仁钦等人的沟通与交流中传递出坚守信仰的定力。外甥仁钦的存在对于阿巴来说原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作为亲属的同情者与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劝导者,但在情与理的沟通、体验中,仁钦由同情者转变为理解者,劝导者转变为默认者——实际上的支持者。这就使得阿巴坚守信仰的定力有了更为坚实的后盾。小说的“第六月”一章里写原本要劝说舅舅阿巴下山的乡长仁钦,竟不由得受阿巴的指挥扮演了祭师的角色,为阿巴“送行”了。

阿巴摇铃,仁钦和着他的节奏击鼓。

你说。送阿巴啦!

仁钦便跟着喊:送阿巴啦!

你说,祖宗阿吾塔毗,保护神阿吾塔毗,收下你子孙的魂灵吧!

祖宗阿吾塔毗,保护神阿吾塔毗,收下你子孙的魂灵吧!

给他指回去的路!

给他指回去的路!

给他指光明的路!

给他指光明的路!

让他看见你的灵光!

让他看见你的灵光!

上路了!

上路了!

……

飞升了!

飞升了!

光芒啊!

光芒啊!

仁钦看见舅舅脸上没有一丝悲伤的迹象,仁钦看见舅舅的脸在闪闪发光!

然后,舅舅放下鼓,闭上了双眼。沉静许久,舅舅又悄声说:你要亲吻我的额头。

仁钦便弯腰去亲吻他的额头。

舅舅的额头滚烫。死是肉体渐渐冷去,而这个演示死亡的人,浑身滚烫,生命健旺。

舅舅轻声说:哦,这是多么美好啊!

此时,仁钦心里似乎也不再只是充满悲伤,自有一种庄严感在心中升起。[13]

这种不由自主地进入角色的转换,这种由政府的劝导者到祭师送行者身份的转换,这种由不解到理解再到默认的情感转换,使仁钦对阿巴的送行仪式看似极为短暂,却将阿巴对信仰的坚守展现得虔诚而庄严,悲悯而温暖。而阿巴对信仰的定力也更加反衬了洛伍之类的官僚,精神空虚、绝情寡义、急功近利而又浅薄无知的丑态。

03

一束光与一首颂诗

作为一部别致地传递一种信仰与精神力量的乡土小说,《云中记》可谓在构思与表达上下足了功夫。

我们知道,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带给灾区民众的痛苦是久远的,特别是震中地带,几乎无家无伤亡,无家无灾难。这不仅是灾区百姓永远的悲,也是全中国人民永远的哀。今天,灾区的民众已渐渐地走出了那段伤心史,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迁离了那块热土,但只要想起长眠在那里的亲人,看到那些因之伤残的骨肉同胞,“5·12”都是一段令人无限伤感的记忆。那么,如何表达这一锥心刻骨的历史遭际呢?阿来说:“这次地震,很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与村庄,以及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只是沉溺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14]应该说,作家很好地达成了这一目标。除了前文所提及的通过阿巴的三个精神向度写出信仰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芒,照亮人类生命的庄严与神圣外,作家还在艺术表现上苦心孤诣地营建理想的契合点,努力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充满诗意与欣然的笔调描绘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与欣欣向荣的艺术图景,礼赞生命的伟力与蓬勃盎然的自然世界。大地震带给大自然及人类的毁灭是灾难性的,但大自然又有强大的自我维护力,人类也有强大的自我重塑力。因而,强震过后,大自然与人类便常常以另一种形式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来。云中村也不例外。虽然大地震给村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震后村民的搬迁与云中村自然万物的生长,依然又回到了大自然正常的运行轨道上来。对于云中村而言,没有人的干预,植物又以原有的样态自由地生长起来,动物尤其是多年未见的鹿甚至大摇大摆地进村、进院吃草来了。起先,阿巴忙于自己的事并没有发现,这天突然发现这一现象时,阿巴感到无比欣喜。作家这样写道:

阿巴从床上支起身子,说:一头鹿啊!

这回,他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头雄鹿,今年新生的一对鹿角刚开始分叉。阳光从鹿的背后照过来,还没有骨质化的鹿角被照得晶莹剔透。鹿角里充溢的新血使得那对角像是海中的红珊瑚。阳光正像海水一样汹涌而来。

阿巴坐在床上,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眼下这不可思议的情景,像幻觉一样突然就消散了。

鹿慢慢走进了院子,左右张望一阵,就垂下头在阿巴的菜园里挑选可口的食物了。鹿先用鼻子去闻,然后用舌头卷一点点叶子到嘴里尝尝。它不喜欢芫荽,喜欢胡萝卜,不喜欢菠菜,喜欢蔓菁。阿巴听到鹿嚼食蔓菁叶子时嘴里发出的声音。鹿一共吃了三株胡萝卜和一棵蔓菁。阿巴就那样静坐在床上,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动不动。直到鹿吃饱了,出了院子,他还是中了魔法一样一动不动。[15]

多么令人惊喜又令人欣慰的画面啊!“中了魔法一样”,把阿巴此时的心境写绝了。你看,大自然又回到了它原来的、熟悉的轨道。自然万物的欣欣向荣、和谐相处,让阿巴每每想起这一情景,脸上就浮现出梦幻般的微笑。作家之后又多次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云中村的自然景象以及鹿归来与众多动物和睦相融的动人场面,让人再次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伟力与大自然的活力,也象征着灾区民众蓬勃向上的活力,它如同一束光,照亮了灾区民众那颗自强不息,重振生活的心。

第二,在语言选择上以雅正庄重、情感饱满同时又节制含蕴的语言,抒发积极向上的情绪,锻造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在中国的乡土小说叙事中,从不乏对中国乡村的苦难叙事,不乏对底层广大民众悲欢离合的哀婉泣诉,也不乏对社会的黑暗与乡村恶霸的肆意横行导致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愤怒控诉,又不乏对天灾人祸、苛政暴敛导致的农民揭竿而起的悲愤书写。作家的心是悲痛难抑的,是愤恨不平的,是将深深的同情寄托于无限的哀思的。因而,在语言的选择上多以压抑、悲苦、愤懑、哀婉而又充满同情的语汇传递出作家不尽的哀思与悲伤。《云中记》涉及的虽也是中国乡村的苦难叙事,但触发它的不是社会的暴政与恶霸的横行,而是人类目前无法抗拒的自然天灾。面对这一现实,是悲愤与凄婉的倾诉还是庄重与悲悯的吟唱?是心灵的抚慰与祈祷还是愤怒的控诉与悲歌?阿来显然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当我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与勇敢气概。”[16]写出一种光明来。而“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17]。也正因此,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云中村民众在与苦难与命运的搏战中,展现的是不屈的伟力与坚韧的意志;在悲怆与悲悯的情怀流溢中,看到的是噙满泪水的追询与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在勇气与责任的搏战中,看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担当与生命的挑战,人文理念的张扬与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和那种震撼心灵的激荡。这也使全书充溢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洋溢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再看看阿巴决定以祭师的身份回云中村开启奉侍神灵和抚慰鬼魂的生命之旅时,慷慨地向移民村全村人告别的场景吧,作家写得是那样的富有诗意且含蕴节制又没有丝毫悲伤:

有人要流泪,阿巴说:不许悲伤。

有人想说惜别的话。阿巴说:不许舍不得。

那我们用什么送阿巴回家?

用歌唱,用祈祷。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静。

于是,一村人都在汽车站唱起歌来。一村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歌声在汽车站的屋顶下飘荡。他们在水泥站台上摇晃着身体,就像被吹动的森林一样。歌唱像是森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18]

它如同一首感人肺腑的颂诗,一首鲜明的包含着嘉绒藏民族特色的送别心曲,表达了村民们对阿巴的衷心祝愿与美好祝福,抒发了灾区民众对阿巴理想的无比崇敬之情,也传递了云中村民众乐观向上,积极面向新生活的勇气与担当,更让这情感饱满而又雅正庄重的民谣,久久回荡在车站的上空,回响在读者的耳旁。

《云中记》无疑是阿来又一部成功的乡土小说,但阿来却说:“我也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动笔写一写我的城市生活经验,不要老做一个乡土作家。”[19]我倒觉得,适合就好。因为,“作为一种精神写作,阿来的《云中记》真正做到了让灾难发出意义,让死亡指引存在”[20]。既然如是,又何必强求呢?

注释

[1]陈思广:《尊重并敬畏:以生命、人性与神祗的名义》,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3][4][5][6][7][8][9][10][11][12][13][15][18]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387页、156页、67页、67-68页、387页、161页、161-162页、226-227页、228页、346-347页、239-240页、18-19页。

[14][16][17]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6期。

[19]阿来、谭光辉等:《极端体验与身份困惑——阿来访谈录》(上),《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2期。

[20]贺仲明、吕子涵:《灾难语境下的文学精神建构——论阿来〈云中记〉的思想意义》,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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