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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寻找“精神界战士”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时间:2022年09月22日

文/舒晋瑜

时过立秋,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泼洒下来,亮得刺眼。暑期的北京大学校园安静许多,秋蝉偶尔的嘶鸣给静园的院子平添了几分诗意。采访83岁的钱理群教授就在静园二院、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会议间隙。

2015年,钱理群住进泰康养老院,进入“为自己与未来”自由写作的新境地。他的养老人生进入了一个“再学习”的新阶段,不仅在原有专业范围内发挥力量,陆续出版《钱理群讲鲁迅》和《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等十余种学术著作,还不断开拓新领域,写出一系列“养老学笔记”,探索自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并圆了自己的儿童文学梦,和金波合作出版“自然笔记”系列。另外,他还将推出《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和《拒绝遗忘》等……钱理群的忘年交、北师大李浴洋老师说,据不完全统计,钱先生的一百多部著作共两千余万字,有三分之二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爆发期。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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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世纪60年代您就给自己立下两个目标:一个是当好老师,一个是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鲁迅。现在看目标都实现了吧?

钱理群:相对比较圆满的是前者——是一个好的老师,这是职业本身的责任,而且我这一辈子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对我的思想、学术、人生各方面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王瑶先生很早就评价,说您的课讲得比他好。您的学生对您又是怎么评价?

钱理群:我跟学生的关系始终非常好,学生对我有个评价我最满意,他说钱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你向我们展现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我可能不一定像你那么做,不一定像你那么学,但是你让我知道了人还可以为理想活着,为信念活着,这对我就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所以我说教师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学生生命中神圣记忆的一个瞬间。教师的意义就在于你向学生、向社会展示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扩大说我觉得学者的最大意义,也是最终呈现这种挑战。

我的学生对我说: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这是对教师的最高评价。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希望将来我的墓碑上写一行字:“可爱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在北大那么受学生欢迎,为什么?

钱理群:我的课堂是有气场的,我一上讲台,学生能感受到我的气场。我在教学中非常强调朗读。比如讲鲁迅的《野草》,我跟学生说,我们今天只朗读,你别去分析,就听声音。我先朗读一遍,然后全体同学站起来跟我读。我给学生布置作业,把朗读中的感觉写出来。有的学生写得非常好。后来我到台湾去讲课,把台湾的学生给镇住了,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大学可以这么上课!我的教学受学生欢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朗读。学生说我们听你课,闭着眼睛听浑厚的声音,非常舒服。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致力于做沟通鲁迅和青年之间的桥梁,但您年轻的时候在鲁迅研究方面走过一点弯路?

钱理群:鲁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读中学时就深受他的影响,但是也发生过一个悲剧,就是对鲁迅的误读。我非常痛苦——我这么喜欢鲁迅,但最后发现自己有很多误读。所以在80年代我有一个很大的反思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反思吗?

钱理群:我在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过这样的反省:“文革”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开始想不通,就到鲁迅著作里找接受改造的依据。结果就把鲁迅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以及鲁迅的斗争精神绝对化,从另一个角度曲解了鲁迅。这样的误读,发生在我渴望从鲁迅那里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就特别令人痛心。

中华读书报:您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总结。

钱理群:人到了老年,回顾一生时,就要追问“我是谁”。我在83岁生日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说“我是个思想者,思想的漂泊者”。现在我要补充一句:我的思考的一个中心课题和目标,就是寻找“精神界战士”。为我自己,也为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年轻一代寻求精神资源。“鲁迅与20世纪中国”也就自然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拒绝遗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里选的文章也都是专门为年轻人所写的我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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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拒绝遗忘》一书中收入的《2021年再读鲁迅,谈鲁迅》,开掘、重现了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当代青年能够和他“随便谈谈”的鲁迅。您怎么看今天研究鲁迅的意义和价值?

钱理群:对我来说,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是我的终生不变的生命追求。鲁迅思考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土地,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对问题的开掘,又能够深测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和隐蔽处。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学就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与超前性。鲁迅是真正“中国与现代的”,并且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

鲁迅的杂文有点类似今天的某种网络文学,尽管它只发表在纸上,却和网络一样,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间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从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以至审美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判断;并用最简洁、极富弹性的语言,作出自己的回应;然后借助媒体的传播,立即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与接受;并最迅速地得到社会的反馈。更重要的是,杂文写作成为了鲁迅生活的方式、生命存在的方式。鲁迅杂文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它直通今天的网络文体与网络作者,提供了一种未经规范化的,足以让天马行空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发挥的自由文体,给今天的网络写作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与写法。

中华读书报:您对不同代际的学生讲鲁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引导上的调整?

钱理群:其实按鲁迅的说法,“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我讲鲁迅,大概的对象主要是所谓“醒着的”的那批人,就是比较有思想、愿意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人,在青年中还是少数。

当然也有一个调整,我想起很有意思的事情:60后吴晓东他们那一代学生对我的观点认同感比较高,对鲁迅研究也是一种生命投入;但是到了70后贺桂梅那一代,学生们之间有一个辩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鲁迅很伟大,但应该成为博物馆的陈列,他们觉得鲁迅活得太沉重了,希望追求一些新的东西;另外一派恰恰觉得生命太轻了,需要一种生命之重。

最近有两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过去我和青年的接触顶多到80后,对90后、00后都是比较隔膜的。这两年我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一次是《十三邀》,一次就是在“B站”讲鲁迅。之后我收到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信,就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表示也要到鲁迅那里去,愿意和鲁迅对话。就是说90后、00后一代在思考,也愿意和鲁迅接近,不同程度上也和我接近了,所以我非常兴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向。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对于鲁迅的不同的声音?对不同的声音持什么样的态度?

钱理群:有的人喜欢鲁迅,有的人喜欢周作人。我也认为,鲁迅是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他的。某种程度上说,鲁迅面对的是非常人生,而周作人面对的是平凡人生。巨人型的人物和普通的人不太一样,自身包含了无限的矛盾,各种感情、情绪、冲突都在他那里得到体现,各人可以从当中得到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鲁迅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客观造成的,就是你可以批评他、拒绝他,可以和他平等对话。鲁迅是复杂、充满矛盾的,他一辈子不断地被人批评被人拒绝。其实我跟学生讲课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最后都认同——没有必要。你也可以学了半天最后拒绝,那是你的权利。比如莎士比亚,有人污蔑他,有人喜欢他,巨人型的人物有无限的丰富性,无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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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曾说自己有两个梦: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儿童文学梦。

钱理群:真正的诗的写作是不行的,我写诗大概留下来都不足观,我跟诗的关系可能更多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我的好奇心非常强,具有诗人的激情。但是到养老院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圆了我的儿童文学梦。我一直想当儿童文学家的,但是后来发现种种原因做不成;我想写不了儿童文学,晚年的时候我来研究儿童文学,种种原因也完成不了。到养老院之后我认识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金波把他的作品拿给我,我被他的语言吸引了。

中华读书报:所以就有了你们合作的“自然笔记”系列。

钱理群:“自然笔记”有三本,最近出版的是《昆虫印象》点评本,这本书我自己非常重视,它对我来说有几个意义。一个是圆了我的儿童文学家的梦;另一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或者说继承中国传统的一种学术文体,完全凭感觉、凭直觉、凭对语言的喜爱,不是谈历史地位、学术影响……印象批评本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这些年中断了,这本书恢复了印象批评。

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强调亲子共读、家庭教育,这本来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教育问题,我们很大的一个雄心,就是想用家庭教育来弥补现在教育的不足。当年我曾经和洪子诚合作编过诗歌读本,其实那时候就倡导亲子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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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

钱理群:近三年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大概分成几个阶段,是高度自觉的。疫情突然爆发以后,我感到非常惶恐,为什么?因为老年希望社会生活稳定,突然,无数的不确定因素都来了,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陷入了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动荡的年代里,怎么求得生命的稳定?我到现代文学作家那里去找答案。一个是沈从文,他在抗战时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变中求不变;一个是冯至,他住在昆明的时候提出认识的问题:在动荡的战乱当中怎么求得一种个人生命的平静,就是到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永恒。

然后就是鲁迅的研究。疫情期间,我开始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此获得一切都要过去、生活仍将继续的信念,并提出了一个重塑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观的人生新课题。所以我出版了《钱理群讲鲁迅》《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这也意味着,我在进入生命最后阶段时又回到了鲁迅,我的下一步研究重心将会从前一段着重政治思想史、民间思想史研究再转回研究鲁迅:“守住鲁迅”。最终这还是我的学术之根,生命之根。

中华读书报:《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将出版。“新”在哪里?

钱理群: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

我突然发现,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另外也有一个现实针对性,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学现代文学,普遍不太重视作品,很少下工夫读原著。很多中文系的学生是凭分数分配到中文系,并非喜欢文学,我就想引导学生系统地、重点地读一些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在选择作家作品上是什么标准?有没有比较有争议的一些作家作品?

钱理群:就是我自己的标准,以我自己独特的眼光。我特别欣赏的作家一共选了45位。其中有一位到目前为止没有怎么被研究的作家,叫李拓之。很多人不欣赏他,是因为他把某种文学史上的形式推到极端,但是我觉得价值就在极端上。有些人喜欢比较平和的东西,而我就喜欢特异性,我觉得更有创造性,更有想象力,更有价值。

我比较强调个体化的创作。包括一些评价,我对赵树理的评价很高,我欣赏他很大的原因,就是欣赏他的语言。他是在创造民间语言。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研究上如此超前,对于新科技的发展又如何看待?

钱理群: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新问题。我不是搞科技的,但我非常关心这一点。现在这个时代我有三个感受,对于某些事情,一个是无真相,一个是无共识,再就是不确定。尤其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确定,病毒和气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而且短期内很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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